清代中朝医学交流略考燕行录全集

参考文献请直接引用孙琳,姜宝娜.《燕行录全集》记载的清代中朝医学交流事略考[J].医学与哲学,,41(09):74-79.

清代,李氏朝鲜作为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藩属国,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政策,每年定期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这种使行被冠以“燕行”之名。燕行途中,朝鲜使臣以日记、杂录、诗歌等多种形式记录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些记录即为“燕行录”。

年,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林基中将自己耗时30年整理的《燕行录全集》(下文简称《全集》)出版,《全集》册,收录“燕行录”余种。《全集》的整理出版无疑是“燕行录”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全集》的研究多囿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领域,罕有学人从医学交流史的角度,有针对性地研究《全集》中的中朝医学交流情况,鉴于此,本文从人员交流、药材交流、医书交流三方面进行研究论证。

1人员交流

一般情况下,朝鲜使团的人数在人~人,其中,正官的人数根据使团的性质有所不同,人数最多的是冬至使团和谢恩使团,大致30人,包括正使、副使、书状官、通官、译官、医员、写字员、书员、军官等,医员负责为使团人员治疗病患,同时也负责在中国选购药材和医书。冬至使团的行程大致5个月,约三千余里。燕行之旅不仅长途跋涉,而且经常遇到恶劣天气,加之使团人员水土不服、思乡心切等因素,时有年老体弱者途中生病甚至死亡,因此,医员在使团中的作用就格外重要。有的医员还在燕行途中记录自己的见闻,著有“燕行录”作品,如道光八年(年)的进贺使团中一位未留下姓名的医员写下《赴燕日记》[1],详细记录了使燕途中的所见所闻。

李氏朝鲜建国之初即确立了“崇儒排佛”的基本国策,将儒学视为立国之本,社会各行各业唯儒业为尊,而医科则被列入杂科之属,朝鲜社会医者的社会地位较低。医员作为随行人员,在燕行使团中的地位也并不高,因此,《李朝实录》等官方正史是不屑于记录这一群体的。所幸者,“燕行录”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记录了朝鲜使团中的医员——这一几乎要淹没于帝王将相、社会精英形象中的“小人物群体”。下文将以《全集》中的《昭显沈阳日记》为例,对朝鲜使团中医员加以论述。

1.1朝鲜医员诊治昭显世子眼疾的过程

《昭显沈阳日记》作者不详,记录了昭显世子李溰自崇德二年(年)至顺治二年(年)在沈阳的8年人质生活。《昭显沈阳日记》所记录的医员达19位,在《全集》中所记医员数居于榜首,究其原因,是由于昭显世子的特殊地位。昭显世子李溰是仁祖的嫡长子,日后极有可能成为朝鲜国王,“丙子胡乱”后,李溰与其弟凤林大君李淏被押往清朝首都盛京(今沈阳)做质子。世子身体虚弱,忧国怀乡,致使疾病缠身,经常需要医官诊治。昭显世子居住的沈阳馆有清军看守,一般人无法进入,只有陪同他前来的医员才能入馆进行诊治。世子在沈阳期间患有感冒、咳嗽、眼疾、头痛、咽痛、淋症、眩晕、腹泻、霍乱、疝症、肩胛疼等多种疾病,对其治疗过程也被如实记录在《昭显沈阳日记》中。昭显世子眼疾的诊治过程见表1[2]28-32。

可见,昭显世子的眼疾从二月二十二日发作,到三月初九日康复,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为其初诊的医官为朴、柳达,后来由柳达以针灸术进行治疗,曾七度受针。针灸之法本为中国古代医家所创制,后来传入朝鲜。由于朝鲜地小民寡,药方匮乏,药材稀少,因此针灸之术以其经济便利的特点赢得了朝鲜医生欢迎。专门从事针灸之术的医生被叫作“针医”。柳达就是朝鲜较为著名的针医,他陪同世子来到沈阳后,曾多次为世子施针灸之术,还时常为世子身边的朝鲜大臣治病,“正使崔鸣吉过混江病重,还入东馆,世子送医官携药看救……正使崔鸣吉还医官柳达”[2]-。崔鸣吉为仁祖时期著名的“亲清派”大臣,以使团正使身份出使中国时曾得过重病,为柳达所医好。由于柳达下针精准,医术高明,在清朝也颇有名望,还曾受邀为清军医病,“九王阵中人马多病,请得医官及马医,世子命送针医柳达及马医池义国,自此频有所请”[2],九王多尔衮在护送世子前往沈阳的途中,人马患病,全赖柳达和马医池义国所诊治。

1.2朝鲜医员诊治昭显世子疝气的过程

崇德三年(年)四月至五月,世子患疝气之症,经过一个月的诊治才得以平复。昭显世子疝气之症的诊治过程见表2[2]41-49。

世子的疝症比较顽固,从四月十八日发病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医官前来诊治。此次诊治手段为:以灸为主,以针为辅。所灸穴位包括大墩、独阴、骑竹马、气海、天枢、气冲、带脉等,所针穴位包括中脘、列缺、足三里、神门、中封、三阴交、阿是穴等。明代杨继洲在《针灸大成》“胜玉歌”中有“灸罢大墩疝气除”[3],可见,朝鲜医官对世子的施治方案是正确的。五月初七日,世子的疝症未痊愈却又增添了痢症,初八日,病情明显加重,“世子气塞,群下惶惶不知所出……引医官诊疾,针列缺左右穴,气乃降”[2]46,医官的诊治疗效显著,第二天,世子病情明显好转,“痢症稍有向愈之渐”[2]47。对于疝症的诊治,《日记》仅提及一位名唤雷鸣德的医官,“请礼部,医雷鸣德入诊”[2]42,然而,笔者推测,可能这次世子病得比较重,所以参与诊治的医官应该不少,正因为人数多,不能一一而记,故以“引医官入诊”而概言之,柳达、朴作为世子身边最重要的医官一定全程参与了诊治过程。

朝鲜针医的医术较清朝针医高明,李在《燕行记事》中认为,中国“针术尤无善手,其针比我国之制甚钝,故受针者颇以为苦,我人亦笑之。然我国针甚轻且尖,而此则实准于本分数而然矣”[4]。朝鲜的针既轻又尖,所以医生下针更准且病人的痛苦相对要减轻。《全集》中还有中国达官贵人慕名邀请朝鲜人前来诊治的记录,康熙五十九年(年),李宜显出使中国,在《庚子燕行杂识》中记录了中国大臣图纳邀请朝鲜人到其家中诊病,“胡皇贵臣图纳有病,要见我国医人,副使裨金重镒粗解医术,往见之”[5]。遗憾的是,金重镒到图纳家中仅注意到中国大臣宅邸的奢丽豪华,并未记录所诊治的病人、诊治过程及效果。

2药材交流2.1中朝药材贸易

朝鲜燕行使团在出使中国期间除了要完成觐见皇帝,递交国书,参加各种朝贡仪式等政治任务外,还担负着采购日用品、纺织品、书籍、药材等经济活动。朝鲜的大量药材依赖从中国进口,医院和典医监完成这一任务,内医院和典医监每年都会派遣医官跟随燕行使团到中国购买常用药材。据台湾学者张存武统计,崇德二年(年)到光绪二十年(年),朝鲜从中国进口的药材达种:“黄毛、唐麝香、丁香皮、肉苁蓉、燕茅、锁阳、象毛、常魔香、木香、卢会、穿山甲、孔雀羽、龙脑、白僵蚕、寒水石、蜜陀僧、阳起石、朱红、消脑、白芥子、补骨脂、轻粉、荷叶、槟榔、汉防己、花药石、羚羊角、桃黄、琥珀、吴茱萸、茴香、磁石、三乃子、紫石黄、肉桂、杜冲、龙眼、甘遂、零陵香、二青、桂皮、乌药、荔茭、芫花、甘松香、桂枝、全蝺、白檀香、阿魏、八角香、泥银、乳香、川鸟、款冬花、黄丹、鍼锡、砂仁、没药、高良姜、天竺黄、陈皮、盖智、附子、片子姜黄、蜜蒙花、酸枣仁、黄连、贝母、葫卢巴、巴战、唐厚朴、胡黄连、枳壳、山召仁、巴豆、花蛇、唐紫莞、桅子、大腹皮、鹿茸、骨碎补、词子皮、连翘、蓬木、五灵脂、石钟乳、龙骨、黄茶、犀角、使君子、诃子、膃肭脐、香片茶、石雄黄、珍珠、猪苓、肉豆寇、赤石脂、白磻、水安息、干安息、红花、沉香、草果、草豆蔻、青朦石、硼砂、朱砂、藿香、白豆蔻、蜈蚣、水银、红花、牛黄、丁香、班第、砒霜。”[6]-

可见,朝鲜进口中国的药材种类多、数量大,相对来说,进口产于中国南方的药材更多。朝鲜的东医本就源于中国的中医,其医学理论、治疗方法及所用药材都和中医类似。因此,朝鲜的药材进口是极其依赖清朝的。中国商人趁机利用对朝鲜药材市场的垄断而以次充好,进行欺诈贸易。朴趾源在盛京和古董商人田仕可相识,双方虽萍水相逢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田仕可向朴趾源道出了中国人欺骗朝鲜人的商业机密:“尝见卖买人,虽如干茶药,不拣顶品,只取价廉,何论真假。非但茶药如此,诸般器物,为其载重难输,例于边门贸回。故京里裨贩,预收内地笨伯,转输边门,互相骗诈,以为机利。”[7]-中国商人正是抓住了朝鲜人追求廉价、不辨真假的特点,进行欺诈,所以朝鲜人买到的药材中夹有一部分劣质产品。

中朝药材贸易中,中国是出口大国,而朝鲜是进口大国。相较之下,中国从朝鲜进口的药材仅人参、胡椒、白磻、川椒、干姜几种[6],其中,尤其人参的需求量很大。在朝鲜,人参又叫高丽参、朝鲜参,产于朝鲜北部地区,朝鲜多山,盛产高丽参。由于高丽参在清朝大受欢迎,故朝鲜使团要携带大量高丽参出使,既可以作为贡品进献清廷,又可以馈赠或者贿赂清朝各级官员以求得办事方便,还可以进行私贸易,从中获利。乾隆四十五年(年),朴趾源出使中国时发现了一首在清朝广为流传的《高丽人参赞》,“高丽人参赞:‘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椵树相寻。’中国文书,多载此赞。椵树叶似桐而甚大多阴,故人参生其阴云。椵树即我国所谓自作木,以为册板,我国至贱,而中原坟墓,皆种此树,青石岭成林”[7]。据学界考证,其中的“椵树”应为“椴树”,高丽参性本喜阴,忌强光和高温,喜欢生长在椴树之下,阳光透过椴树叶形成散光,不会直射到人参叶面上,所以有经验者通常会到椴树下寻找高丽参。

2.2清心丸和吸毒石

朝鲜使臣一般都会携带一种名唤“清心丸”的特产药丸,中国民间也将“清心丸”称为“高丽丸子”。清心丸具有清心败火、安神开窍等功用,既可以解决朝鲜使臣在途中突然患病的不时之需,又可以作为礼物馈赠清朝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甚至普通百姓。

据《全集》所记,清心丸在清朝大受欢迎,被视为医治百病的“神药”而高价难求。乾隆三十年(年),洪大容随其叔父出使中国,行至十三山,一位吴姓的公子前来拜访,临行之际,吴公子的家丁张口索要清心丸,“家丁仍边译请得清心丸,吴胡闻之,疾声责家丁,下椅摇手而走。副使使人扶而还之,以一丸赠之,吴胡羞赧不自胜”[8]。朝鲜使团的乐师想向清朝琉璃厂一名刘姓乐师学习弹奏唐琴之法,以清心丸等物相送,“乐师以木绵一匹及清心丸、纸扇数种为币请学,刘受而不辞”[8]。洪大容到其中国车夫王文举家做客时,也将清心丸作为礼物送给文举之父,“以别扇三把,白纸三束,药果五个,清心元三丸,给文举传于其父”[8]。

清心丸为什么在中国如此受到大众青睐呢?清心丸是朝鲜医生将我国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的牛黄清心丸和苏合丸中加入人参配制而成的名药,效能显著。清心丸中含有人参、牛黄、麝香、黄柏、龙脑等多种名贵药材,故高价难求,又因清心丸便利携带、服用方便,成为朝鲜使臣在中国进行交际的最佳礼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心丸盛极必衰,风光不再。即便如此,清心丸也并未完全消失,在当代,中医界仍存有三种清心丸:局方牛黄清心丸、万氏清心丸和同仁清心丸。

17世纪,西方传教士将一种治疗毒虫咬伤的药物——吸毒石,带入中国。朝鲜使臣来到中国首都北京后,四处游观,有的燕行使特意参观中国的天主教堂,和西方传教士交往,传教士会将吸毒石作为礼物馈赠给朝鲜人。雍正十年(年),李宜显参观天主教堂时,堂主费隐赠送给他吸毒石和苦果等物。对此,李宜显进行了记录:“所谓吸毒石,其形大小如拇指一节而扁长,色青而带黑。其原由则小西洋,有一种毒蛇,其头内生一石,如扁豆仁大,能拔除各种毒气,此生成之吸毒石也。”[9]吸毒石作为从西方传来的舶来药物令朝鲜人大为惊叹,身为朝鲜从二品官员的李宜显将这种新奇的药物带回了朝鲜。

3书籍交流

《全集》中还记录了中朝两国交流的医学文献,这些文献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中朝医学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3.1《东医宝鉴》

《东医宝鉴》的作者许浚是朝鲜宣祖及光海君时代医官,该书于光海君二年(年)撰成,三年后(年)正式刊行。全书25卷,包括内景篇4卷、外形篇4卷、杂病篇11卷、汤液篇3卷及针灸篇1卷,目录2卷。《东医宝鉴》采用大量中国古代医籍文献编撰而成,是朝鲜引进中医学发展本土化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因朝鲜在中国的东方而自称为“东医”,取“医家之宝鉴”,故名《东医宝鉴》。

《东医宝鉴》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传入中国已经很难考证了。乾隆四十五年(年),朴趾源出使中国时,注意到《东医宝鉴》在中国颇为盛行,“我东书籍之八梓于中国者,甚罕。独东医宝鉴二十五卷盛行,板本精妙”[7]。朴趾源在中国看到的《东医宝鉴》为乾隆三十一年(年)刻本,番禺人凌鱼作序文一篇,朴氏虽为朝鲜人,家中却并未藏有《东医宝鉴》,家人生病之时,只能四处借阅,无奈五两纹银的售价太高,只能怅惘而归,将凌鱼所作的序文进行抄录,以资后考。序文对于《东医宝鉴》的评价极高,“今观是编,先之以内景,泝其源也。次之以外形,疏其委也。次之以杂病,辨其证也。终之以汤灸,定其方也。中所援引,自天元玉册以暨医方集略,计八十余种”[7]。《东医宝鉴》所引中国医书达八十余种(有的医书在中国已经失传),堪称朝鲜中医学的一部百科全书著作。道光十二年(年),金景善出使中国时,《东医宝鉴》已经在中国书肆大为流行,“医技以东医宝鉴为珍,书肆之刊行久矣”[10]。

3.2《金蓼小抄》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的末尾作医学专篇《金蓼小抄》,该书是朴氏从我国唐宋笔记、杂著中摘录的经方、验方,同时附加了作者自己的经验妙方而形成的,是《全集》中较为少见的医学专篇。

朴趾源并非医员,为何要在其“燕行录”中作一医学专篇呢?“吾东医方未博,药料不广,率皆资之中国,常患非真。以未博之医,命非真之药,宜其病之不效也”[7]。朝鲜本国医方未博、药材匮乏,不仅大量依赖中国进口,而且所买药材良莠不齐、难辨真假。医方未博的医生用真假难辨之药材为民众治病,其疗效可想而知。作为朝鲜北学派的代表人士,朴趾源正是为朝鲜医学的先天不足深感忧虑,所以才利用出使中国的机会,向大理寺卿致仕尹嘉铨请教近世流行的医书。尹嘉铨向朴趾源推荐了从荷兰传入的《小二经验方》,中国的《金陵琐事》《蓼洲漫录》《苕翡草木注》《橘翁草史略》等多部书籍,遗憾的是,朴趾源没有在书肆中购得以上书籍。后来,朴氏机缘巧合偶得《香祖笔记》,将其中的经验方进行抄录,同时又摘录了中国唐宋以来诸多笔记杂著及《金陵琐事》和《蓼洲漫录》中的经验方,再加上自己平日治病的“山居经验方”,共同构成了《金蓼小抄》。

《金蓼小抄》全文三千余字,分为序言和正文两部分,书中收录的药方,大部分摘录自中国非医学书籍的经验方、简易方和民间疗法,这些药方操作简便,就地取材,如治疗溺水、误服金屑、耳聋、明目的药方:“凡溺水及服金屑,用鸭血灌之,即愈;耳聋暴症,用全蝎去毒为末,酒调滴耳中,闻声即愈;枸杞子榨油,点灯观书,能益目力。”[7]《金蓼小抄》中的药方大多为民间偏方,有的甚至略显荒诞怪异,治疗鱼鲠的偏方为,“传治鱼鲠法,以到流水半盏,先问其人,使之应,吸其气入口中,面东诵元亨利贞七遍,吸气入水,引少许,即差”[7]。治疗难产的偏方,“治难产方,用杏仁一枚去皮,一边书日字,一边书月字,用蜂蜜黏住,外用熬蜜为丸,滚白水或酒吞下,此方乃异僧所传”[7]。以上偏方,仅为朴趾源所抄录,虽然缺乏相关理论依据,也并未经过其亲身检验,然而,民间偏方毕竟可以作为时方的有益补充,具有一定的医学史料价值。

4对《全集》中朝医学交流史料的评价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见,《全集》中朝医学交流的史料记载明显出现了以朝鲜为中心的倾向:人员交流方面,燕行使记录了朝鲜医员医术高明,不仅为朝鲜使团人员治病,还受邀为中国人医病,却并未收录中国医员为朝鲜使团成员治病的记载;药材交流方面,燕行使注意到,在中朝药材贸易中,中国只进口几种朝鲜药材,中国商人甚至还以次充好,进行欺诈贸易,却只字未提朝鲜出口中国的药材是否存在劣质品;医书交流方面,燕行使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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